我与工地上的春梅决定搭伙过日子

烈日照耀下，钢筋烫手，空气中弥漫着水泥的灰尘。我蹲在三号楼基坑旁抽烟，看到老周家的妻子春梅往搅拌机里加水。春梅三十多岁，干活干脆利落，工地上的人都称她“梅姐”。有一次我中暑，差点从脚手架上摔下去，她及时拉住了我，并拿着草帽为我扇了半小时的风。从那时起，我们的关系便变得亲密无间，仿佛两根孤零零的钢筋相撞发出了清脆的声音。

工地上形形色色的人都有，有些人一年才回家一次，有的则是离婚后出来避风头，还有像我这样，五年没有回过家的游子。我虽然不屑与人倾诉，却愿意与春梅分享心事。她告诉我，她的丈夫在深圳跑货运，三年来没给她打过一个电话，而她独自一人供养着两个孩子上学，还得照顾瘫痪在床的公公。说这些时，她忙着手里的活，面无愁苦，似乎只是在聊一顿饭的味道。

“你不恨他吗？”我忍不住问。 “恨什么呢？”她抹去额头的汗水，“各自都有难处。”

傍晚收工时，我在工棚外用盐水泡脚，天天穿胶鞋，脚底都泡烂了。春梅端来一碗绿豆汤，坐在我旁边。一缕夕阳洒在她的脸上，映得她的肌肤泛着金红色，眉角的皱纹恰似干涸的河床，唯有眼睛依旧明亮。

“老陈，”她的声音压得很低，“我们搭伙试试吧？” 我一口绿豆汤呛到了喉咙，咳得头晕目眩。搭伙这个词在工地上并不陌生。它的含义就是两个人凑在一起过生活，节省房租和伙食费，并在寒冷的夜晚有人温暖的陪伴。正经的搭伙会向家里有个交代，而随便的则是心照不宣、互相填补生活的空白。

我凝视着春梅，她却低头看着地上的盐水，手指抠着碗缘，指节变得苍白。 “你……是认真的？”我声音干涩。 “嗯。” “那你老家的……” “他已经三年没回来了，我压根没指望他回。”她终于抬起脸，凝视着我，“你就不想吗？一个人，五年了。”

我确实想。我渴望有人和我言语互动，渴望有人为我做热乎饭，想在寒冷的冬天与人共挤一张床。但我也怕，怕搭伙之后无法抽身，怕老家的妻子有朝一日找上门，亦或是不公平地对待谁。

“让我考虑考虑。”我回答道。 那一夜我辗转难眠。隔壁工棚的老李打呼噜如雷，远处公路上货车轰鸣，我的心中也在轰鸣，翻来覆去直至后半夜，我做出了决定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去找春梅。她正在搬钢筋，一捆捆的分量不轻，她咬着牙膏到肩上。我上去帮忙，她冲我一笑，那笑容中透出对昨晚话题的期待。 “春梅，”我说，“我昨晚想了整宿。” 她停下手里的活，目光锁定我。 “咱们……搭伙可以。”

她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。 “但是——”我深吸一口气，“你能否先跟我回趟老家？” 她愣住了，目光中流露出一丝震惊。 “我得先和家里的那位说清楚，”我解释道，“倘若分开，得干干净净的，这样对谁都公道。”

春梅看着我，眼圈渐渐红了。她用沾着水泥灰的手背擦了擦眼角，留下了明显的灰迹。 “老陈，你真是……”她的声音微微颤抖，“你真是个有实在的人。” 我轻笑两声，竟不知该如何回应。

那天下午，我去找包工头预支了两个月工资，买下了回家的火车票。春梅送我到工地门口，塞给我四个煮鸡蛋，叮嘱我说：“早点回来。” “我会的。”

当火车启动时，我靠在窗边，看到春梅在站台上渐行渐远，最后变成了一个小点。我摸了摸口袋中的鸡蛋，它们依旧温热。窗外的绿田景象一晃而过，就像我这些年错过的时光。我紧握着那张车票，心中下定决定无论老家那位是否同意离婚，这趟都是必须去的。我得把未了的事情了结干净，再回来找春梅。

火车穿越了一个隧道，瞬间黑暗，而当它再次出现在光明中，外面下起了雨。我掏出手机，给春梅发了一条短信：等我。短信发出后，信号波动了一会儿，但我知道，她一定会收到。